隐私保护与价值观的演化

古语有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谷歌前CEO艾瑞克·施密特也说:“如果你做了什么不想任何人知道的事,也许一开始你就不该做。”的确,社会可见或者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重要的动机,用于规范那些具有重大外部性的行为,不论是对社会有用的正外部性,还是有害的负外部性。当人们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会为人所知时,他们愿意更多的参与公益与慈善,更不敢欺诈、污染、浪费或者作出其他的反社会行为。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全面提高社会可见度的趋势,没有要求公开所有存在外部性的个人行为。相反,在大数据时代,保护个人信息或隐私已经成为越来越热的话题。把隐私定义为“公民对彼此的行为知道多少”,两位经济学教授——宾州州立大学的Nageeb Ali和普林斯顿大学的Roland Benabou研究了社会规范演化过程中个人信息公开的成本,讨论了相应的社会机制调整,即最优的隐私保护程度。

根据他们关于社会规范和社会学习的理论模型,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都存在价值观或者偏好的调整。所以,立法者和法庭也需要从社会习俗或者社区准则中去获知社会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法律调整。公开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家庭暴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从“正常”变成“强烈谴责”。而离婚、同居和同性恋则从“极端污名化”变成了“广泛接受”。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中的个人从彼此的态度、行为和语言中获知彼此的价值观,逐渐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规范。

通常,对公开个人行为的奖惩来自于人们的家庭、同事、邻居、客户等社交关系中的交互,即“社会形象”。所以,虽然人们觉得保护个人隐私有利于整体社会福利,但是隐私保护也会降低社会透明度,从而人们一方面更缺乏动机去遵守社会规范,另一方面更难从中获知其他人的偏好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有害的行为被匿名化保护起来。个体的或者群体的有害行为,不为人所知。

颇有影响的一个例子是“我也是(Me Too)”运动。这场2017年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伤害的女性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尽管此运动涉嫌侵犯涉事人的隐私,但是它引出了越来越多的“打破沉默者”,把拒绝强权、拒绝性别暴力的社会价值观诉求带到公众面前,推动了女性权利的保障。

但是信息公开并不能完美地把好和坏通过“社会形象”区分出来,甚至有可能扭曲人们的行为和彼此交流。当个人的想法和偏好与现有的公共价值观不太一致,“非主流”时,他们会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想法。如果人人都这样隐藏,即便已经很多人改变了想法,社会价值观也很难随之转变。个人行为越公开,这种因“社会形象”带来的社会价值观与人们真实价值观的背离就越严重。

因此,最优的隐私保护程度,取决于社会价值观是否处于剧烈的演化过程中。当社会价值观的变动比较大时,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质疑自己原本的想法和判断。这个时候较高的隐私保护程度会更优,因为人们的行为、语言和态度可以更多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偏好。相反,更低的隐私空间会让人们担心违背社会规范,为了隐藏自己,从而隐藏了正在发生的真实价值观转变,造成社会规范的僵化和桎梏。但如果社会中个人的价值观比较稳定,是非的判断比较清晰,那么更多的个人信息公开,比较低的隐私保护,会有利于社会监督和惩善罚恶。

因此,根据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从社会规范演化的角度看,隐私保护是有边界的。更高的隐私保护未必总是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当社会价值观相对稳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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