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堂

走出信息沙漠,用数据追踪全球疫情经济——斯宾塞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实录

编者按: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7月6日,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受邀在普林斯顿本海姆金融中心的新冠疫情网络研讨会做关于追踪全球疫情恢复的演讲。该研讨会系列由罗汉堂学术委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海姆金融中心主任马库斯·布伦纳梅尔(Markus Brunnermeier)主持,演讲者及参与者均为世界各国顶尖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奖学者及前政府及国际机构财政、经济官员和学者。斯宾塞在总结全球疫情经济的重要特征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和讨论了罗汉堂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系统,该研究追踪了COVID-19在多个国家的疫情影响和经济复苏情况,并为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本影像的发布已得到普林斯顿大学本海姆金融中心的授权。

  • 蓝色字体为论坛主持人罗汉堂学术委员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 Edwards S. Sanford 讲席教授;
  • 正文为迈克尔·斯宾塞

  

【介绍】

欢迎回到由普林斯顿大学本海姆金融中心(以下简称BCF)主办的又一场网络研讨会。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迈克尔•斯宾塞。迈克尔谈论的话题是,在全球范围内追踪疫情经济。欢迎迈克尔。

和往常一样,我先谈谈上周一的BCF演讲——关于包容性,谈论的话题是企业债务过剩,以及信贷政策能否切实缓解该问题或者可能使其恶化。今天,迈克尔•斯宾塞将谈论追踪全球经济,这与之前 Gita Gopinath的演讲相关——她也非常关注全球层面,Gita当时展示了许多图表,介绍了服务业和非服务业经济之间的差异,她的演讲与今天的演讲密切相关。

除此以外,今天将谈论的实时追踪与之前Raj Chetty的演讲也有关联性。Raj更为关注美国经济,他追踪的是美国的实时经济数据。Eric Hearst 也更关注美国经济,他的着眼点是美国的失业情况。Eric的数据覆盖了美国六分之一的正式员工。

Tyler Cowen曾在其在线演讲中提到,新冠危机正在加速现有趋势。某些趋势的发展,本来就像这位自行车骑手下山一样。但因为新冠危机,自行车骤然来到山下,而非循序渐进地下山。共享经济可能是一个例外,疫情之下,人们可能不愿意共享汽车或其他事物,比如住房。Airbnb和其他公司可能也是例外。

但在许多其他方面,新冠危机实际上正在加速现有的趋势。去全球化趋势早已有之。疫情可能会加剧去全球化和许多其他方面的趋势。迈克尔也会提到这一点。现在来看一下数据,实时数据。宏观经济学正在发生演变。传统上,我们会查看过去的数据,通常只有季度、年度或月度数据,并据此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此外,现在有大量关于实时预测的文献,所谓实时预测就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情况,以便在眼下采取相应的政策行动。除此以外,文献把重点放在横截面上。通过诸多时间序列去提高实时预测的准确性。

但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实际上有一个结构性断裂。一切都不同了。对现代经济而言,人们还从未经历过像这次一样持续那么长时间的疫情。也就是说还没经历过这样的结构性断裂,这使得预测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底当下正在发生什么。为此,高频实时数据非常有用,不管是美国,还是全世界,都在努力获取和探索这些数据。

当然,我们需要一些模型, 通过高频数据预测长期影响,需要结构性模型来帮助我们进行理解。观众可能会听到一个有趣的观点,那就是强调数字化对于经济变革的重要性。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场疫情是发生在1995年,情况会如何。当时互联网尚未诞生或者说互联网经济还没起步。如果这场疫情发生在1995年,情况会如何?追踪经济的实时数据更少,人们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口罩,这可以更好地保护隐私,苹果手机和其他智能手机上的追踪应用程序不怎么用得上了,这又不利于隐私保护,所以会有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处理方式。

问题在于如果疫情发生在1995年,经济衰退将会更加剧烈和深刻,持续更长时间,并造成更长期的负面效应吗?另外疫情带来的长期积极影响也会比发生在1995年更加明显。因为我们现在拥有众多可能性。比如远程医疗、居家办公以及在线学习。

许多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和其他大学,都选择了在线教学和网络会议。我们开网络研讨会和Zoom会议,这些都会形成长期的影响。但现阶段所拥有的这些技术在1995年并不存在。

这些都是有趣的问题,当然都是猜测,但不失为很棒的看待问题的角度。所以在时间维度上,我们都希望看看不同国家的横截面,问题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从新冠危机期间不同国家的经验中学有所得。

经济学家研究了不同国家的回归情况以了解GDP增长率和长期的GDP水平。如果想从中有所收获,研究要求必须很高。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挑战,其中之一当然是健康方面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可能是因为检测水平方面的差异,比如同样的人口感染比例,对一个检测率很高的国家和一个检测率很低的国家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可能是因为所报告的数据失真。政府可能会歪曲数据。不同的政策也会导致不同的数据。

这就是我们在Eric的报告中看到的。美国的失业率非常非常高,为了获得失业救济,你必须处于失业状态。而在欧洲,失业率并没有大幅飙升至同样的水平,因为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得就业补贴,你必须处于就业状态,比如打短工或者按德国的说法就是Kurzarbeit。

还有就是如何衡量某人是否死于新冠,这也可能导致不同的数据,许多国家可能不会使用相同的数据。因此在国际层面上,我们应该实现数据标准化以纠正不同政策导致的误差并及时共享数据,这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例如,在日本,就传统而言,人们明显更愿意遵守规则。亚洲各地的人民都愿意戴口罩,并且是长时间佩戴。即便如此,那也取决于数据分析是由谁完成的。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有句名言,他说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温斯顿•丘吉尔也有句名言,他唯一能相信的统计数据就是你自己伪造的数据。

我就不继续赘言了。总之,我认为统计学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不管是新方法,比如机器学习还是传统的计量经济学,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数据的不足和缺陷,并在解读数据时慎之又慎。比较完不同的国家之后,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对不同的社会秩序和制度进行了比较。我在这里举两个极端的例子。

回到我刚刚介绍的Tyler Cowen的演讲,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个威权政体。以斯大林为例吧,作为一个遍布监控的威权政府,它可以更好地内化外部性。这个制度中的动力是大棒,通过大棒来内化和执行所拥有的任何规则。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更开放的社会,我在此放了一张哈耶克的照片。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拥有更多的隐私和自由,个体拥有更多的自主决定权。当然,该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信息流通更自由。在危机刚刚爆发时,信息流通非常重要。所以这两种政权各有利弊。

当然,开放社会更令人向往,从长远来看,也会表现得更好。但考虑到巨大的健康外部性,可能有人会主张暂时限制部分自由,比如禁止去海滩,和其他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不能密切接触。从这一维度上看,线的一端是威权制度,另一端是完全自由的社会。最佳点的位置要考虑最大值。生活便利性可能落到这里,社会福利落到这里,可能会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要说这样就变成威权制度了,那可能过于极端了,还不至于。

紧接着一个问题是,这是暂时的吗?政府是否会希望将其永久化。人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我们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社会秩序吗?如何确保回到更加开放的社会?像往常一样,我想以一项民调投票结束我的介绍,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高频实时数据能否显著改善政策响应。高频实时数据能否减缓衰退程度,以及长期而言能否助力经济复苏。可以点击选择不止一个选项。这是一个多项题,可以从三个选项中选择一个以上作为你的答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进行跨国比较,能从中收获什么。

在听迈克尔的演讲之前,你认为跨国比较是否揭示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比如德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做得相当好。这是源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还是表明暂时的更大规模的国家介入非常有用,或者,你是否认为,为了应对当前的疫情和未来的疫情爆发,需要对民主进行彻底的改革,需要对任何真正的自由进行限制,并且应该是永久性的,而非暂时的调整。

好的,我给大家几秒钟时间来回答这些民调问题。好的,95%的人都认为高频实时数据能够显著改善政策响应。这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参与者。当然这是多选题。42%选择了高频实时数据能够减缓衰退程度。45%的人认为可以助力于经济复苏。这加起来超过100%,因为你可以选择不止一个选项。

关于跨国比较,85%的人选择当前的危机揭示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48%的人认为它表明需要暂时的更大规模的国家介入。从长远来看,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民主和自由,个人自由等,只有22%的人认为应该对此进行反思。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认为国家能力是关键,同时暂时来说,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规模的国家介入。但从长远来看,只有22%的人选择第三项。也就是78%的人不赞成过多地限制个人自由。

好的,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接下来把屏幕交给迈克尔。我们非常激动可以聆听到他的见解。他今天将向大家分享如何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待全球数据。 

【正文】

迈克尔·斯宾塞:有机会在此进行分享,我深表感激。也很感谢你之前的比较介绍。我认为你在介绍中提出的那些问题真的很有趣,希望我的演讲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你的提问。

今天我主要想汇报一个项目,我在中国杭州的同事们称之为全球疫情经济追踪项目(PET)。何谓疫情经济,简单地说,当前的经济运行和病毒的快速传播是并行的。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项目主要是由罗汉堂开展的,罗汉堂是在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大约两年或三年前成立的,是由蚂蚁金服、阿里巴巴支持的研究智库。

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拥有海量数据,至少拥有关于中国经济的海量数据。马库斯和我都是罗汉堂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能够见面讨论。

罗汉堂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研究数字经济,并通过为各国学者提供大量数据以鼓励针对数字经济的研究。我认为罗汉堂在这方面进展不错,但现在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应对疫情之下的经济挑战。

目前罗汉堂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追踪经济和疫情的互动演变。为此罗汉堂正在实时追踪131或132个国家的情况。我将花一些时间向你们展示他们的图表和追踪方式。

上述就是我演讲的主要内容。如果时间还有剩余的话,我还会花一点时间讲讲马库斯之前提到的数字化趋势,但是我不确定时间是否允许。新冠疫情一波接一波。第一波基本上是在亚洲,主要是在中国,但也涉及其它国家。然后或多或少地传播到发达国家。现在,就数字而言,疫情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每波疫情的模式都有所不同。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当前的情况。这是最新的数据,截至六月底。这张图还有其它不同版本,但疫情之下的经济演变通常都像这样。有一个滞后变量,这个变量表示的是病毒正在传播,但没有人注意到,或者还没有确诊病例,或者存在其他因素,随后才引发了政策响应。非常强有力的响应,导致经济活动骤减和经济收缩。

正如马库斯之前所说,疫情之下,变化来得如此之快,传统的宏观经济数据显得过时了。真的需要实时数据,才能了解当前的现状和之后的走势。然后曲线开始骤降,不管采取的是什么政策,比如封锁、居家令、关停商业、关闭行业、旅行限制等等,都会导致经济活动骤减。然后希望在某个时间点,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病毒。在这项研究中,当连续三天病愈人数都超过了新增确诊病例数时,就意味着转折点来临了。转折点在不同经济体中出现的时间点各不相同。

图表上体现出了很多信息,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然后经济开始复苏,人们对于复苏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所争论。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很多国家,包括那些被视为抗疫成功案例的国家,看到的基本上是逐渐开放,缓慢但稳定地向右移动,这基本上意味着经济收缩在减慢,按照一定的标准来看,病毒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受到控制,我随后会描述这个标准是什么。

当然如果疫苗可以被普遍使用,这个模式就戛然而止,至少可以让其尾部看起来更像一个“u”。但就目前而言,趋势如图所示。这个点显示的是中国,它已经在这个位置停留了很长时间。按照疫情标准,中国就应该在曲线上的这个位置。

这一页是关于疫情经济的基础,我想大家对此可能已经很熟悉了,我就不在此多花时间了

政策响应导致企业关门、流动性受限和行业关闭,同时减少了需求和供应。然后就是风险厌恶,这方面我们还不能很好地进行衡量。各国之间的风险厌恶情绪差异也很大。风险厌恶进一步抑制了需求。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关注,但可能值得更多的关注,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安全感。如果想降低风险,也许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减少每次接触的传染概率。这方面已经有比较标准的方法了——戴口罩,保持合理的距离,不要在拥挤的室内环境中久待。

二是解封时,追求每次接触带来的最大经济活动利益。这意味着,在很多地方,大型集会都被禁止了。因为考虑到所增加的风险,其经济收益成本比相对较低。

第三点我认为非常重要,那就是如何降低病毒在流通人群中的蔓延,答案就是检测、追踪和隔离。这也体现了在不同地方被广泛使用的数字化工具的意义。例如,许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国很早就已经这样做了。中国人都随身携带健康码。它是一个二维码,如果是绿色的,你就可以通行无阻。如果是黄色的,或者红色的,你基本上不能进大楼或餐馆,也不能上地铁或公共汽车。

很明显这样你就被隔离起来了。这是一种限制病毒传播的方法,这也是一种加速恢复经济活动的方法。因为人们不太厌恶风险,他们认为如果整个系统正常运作,那么他们所接触到的人实际感染和携带病毒的可能性就很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你能找到一种方法,填补马库斯所说的外部性的信息空白,这是很重要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欧洲和美国,我们的立场是无法这样做。因为隐私问题无法得以解决,加之对政府的不信任,所以没有使用实时数据或者没有做出足够快的应对。所以我们对这些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相对较少,我们将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不是说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也尊重刚刚投票的结果。

我住在意大利。疫情爆发时,意大利经济疲软,病毒在进行大规模隐性传播。等我们了解清楚状况后,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必须采取大规模响应。所以这里的学校在2月23日就关闭了。到3月初,意大利全国处于完全封锁的状态,基本上一直持续到5月底。在6月初之前,不允许跨地区旅行。封锁政策相当成功,但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

事实上,疫情之前,意大利的主权债务与GDP的比率是130%。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疫情结束之后这一数字将超过160%。这样的潜在不稳定让我们想起了2012年。但看起来欧洲央行基本上可以像马里奥•德拉吉以前那样行事。也就是防止主权债务市场,包括像意大利这样的脆弱市场,呈现大幅波动和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基本情况。

正如马库斯所说,失业率很难准确地进行预估,因为变化太快,而且在各国之间没有可比性。我认为分布情况很重要,而且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芝加哥大学做了一项研究。

迈克尔,能问你一些关于风险厌恶的问题吗?当然可以。你提到三方面控制和降低风险的方式。但是说到对风险的态度,你认为疫情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人们是否变得更厌恶风险或更不愿意承担风险?这是否可能会对经济复苏和未来增长产生长期影响,哪怕我们到时已经摆脱了新冠危机。你对此有何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如果拿我孩子的积蓄打赌的话,我可能不会反对这一假设。确实这将会有长期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方式,可能会影响到教育方式。在当前解封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底线在于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将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其中一个是,之前提到的像威权政府倾斜,至少当我们受到疫情威胁时会有这样的可能。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但我毫不怀疑,疫情会遗留下心理层面的影响,影响人们的行为。也会影响议事日程。

我并不想夸大其词,因为我们其实是在猜测。我们可以称之为预测,但现在看来其实像是在猜测。社会、国家、经济和商业等多种层面的恢复能力在很多地方会受到更多重视。这与风险有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风险的响应。我希望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你的问题,马库斯。

芝加哥大学在疫情之初进行了一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针对美国做一个有根据的猜测,有多少工作是可以在家完成的。他们的答案是33%。按地理划分,不同区域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一点是,如果按行业划分,答案迥然不同。

教育服务排名很高,这是就能够远程完成的工作比例而言。但我不希望这被解读为远程工作是理想的方式。应该没有任何教育人士会觉得远程教学非常理想。但这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这是在1995年可能无法拥有的方式。但是有些行业的估计比例非常低。

左图最下面是住宿和餐饮服务,通常被称为招待服务业。这一行业得出的数字是4%。对于该行业从业人员来说,其平均收入相对较低。美国款待行业大约雇佣了1600万到1700万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已经失业了。这些当然都不是决定性的,但我想它可以让人们比较清晰地了解疫情之下的经济情况。至少是推出旨在缓冲和平衡疫情冲击的政策出台之前的情况。疫情冲击引起的倒退,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各国所采取的政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疫情冲击将在收入和产值方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将会在资产负债表中显现出来,许多政策实质上是将对私营部门的损害转移到主权资产负债表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理想的方式。毕竟公共债务正在不断攀升。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比放任疫情损害商业、批发行业和任由企业倒闭等要好。在我看来,总体而言,在那个维度上算是做对了。

这边有更多关于风险厌恶的问题。奥利维指出一个重要的区别。与接触有关的风险厌恶会变得更加明显,比如非常担心你遇到某个人然后被感染之类的,但关于未来的的风险厌恶可能没多少变化。你对此有何看法?这种差异对政策响应有很大影响。也就是对如何做出安排,如何做出响应有很大影响。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刚刚提及风险厌恶的时候针对的是传染方面。但是,风险厌恶还涉及其他重要方面,比如未来可能爆发疫情的风险,这可能与我之前谈到的恢复能力有关。所以,这肯定是多维度的。但是我所说的部分,可能我之前讲得不够清楚,我想表达的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系统,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有那样一个系统,因为它不符合很多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有那样一个系统,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健康码都是黄色的。因为我们没有对流通中的人群进行区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风险厌恶与一个事实相互作用,即我们正处于信息沙漠中。我们之所以处于这种境地,是因为我们认为在正常经济中,外部性要么不存在,要么无关紧要。但在这场疫情中,外部性影响甚大。

我很乐意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但是,你是否认为新技术会降低与他人接触的风险厌恶?因为我们将在五年或两年内更好地控制这种风险,或者更好地管理这种风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让人们放心地使用数字化工具,我们就能降低风险,从而减少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但是我们是否朝着那个方向走,我认为这很难猜测,因为这方面的公开讨论难以深入地进行。因为你会看到,从隐私的角度来看,很多人会对比较极端的方式感到很不舒服。我不是说人们这样就错了也不是在质疑这些价值观。但是如果有人被检测出病毒呈阳性,应该怎么做呢? 这些人可以自由活动吗?追踪他们,以确认其是否在做对他人而言相对危险的事情,这样的追踪是否合法呢?你知道,在短期内,在不同的国家,这些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在很多国家,当你乘飞机入境时,他们会问你要手机号码从而对你进行追踪。如果你需要自行隔离14天,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追踪你的位置。

他们可以通过种种方式知道你在哪里,甚至都不需要询问你本人。但我们不会这样做。我对我们现在将怎么做其实有点不太清楚。对我而言,这是议事日程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人们好像希望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不必去解决它,也不必触及价值观,就可以回到自己满意的世界,但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哪怕我们经历了种种艰难,去弄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临时的、相对安全的方法来降低风险。那么,你认为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公开讨论吗?是的,等疫情结束之后应该这样做。

我的意思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这肯定是其中之一。公开讨论的一部分内容是,如果你不去追踪某个人,那么造成的经济成本有多高。这会让人们更加谨慎,也限制了他人的自由。是的,我不认为我们有充足的已知数据来提供支撑。中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其复苏速度也可能被夸大了。

但我要向你们展示的是,毫无疑问,在中国,人们愿意恢复相对正常的经济活动,因为他们感觉相对比较安全。轶闻证据可以佐证这一点,大家都可以通过与中国朋友交谈,了解他们对经济活动的看法。但风险仍然存在。所以我认为,疫情之后值得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等我们能够评估哪些事情有效,哪些无效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有一些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回答的基本问题,比如在任何特定的人群中风险厌恶的分布情况如何。

很明显,在这场疫情中,如果不再有所限制或不再有强制性规则,在厌恶风险的人群中,他们会去拥挤的地方,你可以在海滩上看到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因为人们的行为是相对的。我不是在批判谁。可能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马库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将要展示,最终人们会批判美国各州的疫情经济。但可能有些州,在权衡如何控制病毒时,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一方面是病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经济的影响。我的意思是,没有理由认为所有人,所有国家或者所有社会都会做出同样的取舍。

这些图表看起来像这样,里面有三个有趣的维度。一个是经济状况,这是通过对经济收缩进估计在纵轴上进行衡量的。这一估计主要来自移动数据。这并不完美。但他们所做的回归表明,移动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相对短期的流动型经济活动的变化,当然这取决于所选择的时间段。所以这是一个基于移动性的估计,全球范围内的大部分数据来自谷歌。

谷歌数据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详细。我的一些朋友正在做一项非常详细的关于印度民工福利的研究。他们使用的是谷歌数据库中的印度各邦的移动数据。都是公开数据,非常有用。

在横轴上,通过什么来衡量病毒的进程呢?他们选择的是确诊病例翻倍所需要的天数。基本上来说,如果新增确诊病例翻一番的时间间隔较长,也就是说,选定一个时间点,要等很多天确诊病例数才会升至原来的两倍,可能病毒已经被控制住了。如果在10天左右,也就是每10天就会翻一番,那就麻烦了。

我的意思是,在疫情之初,正如你从图表中看到的,对大多数经济体来说,翻倍的速度很快,这些国家没能较早采取措施。

第三个重要维度是时间,很难以三维的方式来展现图表。时间在不停地流逝,但并非均匀统一地流逝。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趋势,想把时间想象成横轴,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去访问罗汉堂的网站,你几乎可以追踪任何经济体的情况。

如果你认真图表,就能够知道具体日期的情况。这很重要,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害不仅取决于最初收缩的幅度,还取决于收缩的持续时间。如果一个经济体先是出现大幅收缩,然后很快地在图表中向右向上移动,那么它比另一个先是出现大幅收缩然后一直停滞不动的经济体做得更好。后者可能是一个正试图控制病毒,但效果不佳的国家。

在中国这个例子中,曲线迅速地向右上方移动,所以整个系统运作良好。现在我要向你们展示的,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或者我们所说的,因为我也参与其中了。这是第一波疫情。中国是这条深蓝色的曲线。可以看到的一开始的收缩幅度非常大,这是所估计的收缩。

但得益于非常积极快速的响应,按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病毒。理想的曲线应该向右上方移动,也就是说病毒传播得越来越慢,最终会因为复苏而实现逆转。纵轴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他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平均而言,处于恢复阶段的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新增病例数比病愈数更少。答案是大约80或90天。话虽如此,但这是一个平均值,在不同经济体中所出现的时间点不同,这方面各国差异很大。

在这张图表上看到的另一例子是韩国。一开始该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但韩国响应得很快,所以几乎没有滞后。这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响应速度在早期真的很重要。如果不迅速做出反应,就失去了以传统的检测追踪方式遏制病毒的能力,然后唯一的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封锁。日本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例子,该国经济的收缩幅度较小。

迈克尔,能再解释一下横轴吗?

这是确诊病例翻倍天数,不是新增病例。如果在这里翻倍速度很快,那就意味着病毒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因为出现新病例的速度超过了病愈的速度。然后翻倍天数延长。如果在某一天没有任何病例,那么翻倍天数就会增加一天。因为又过了一天,但总病例数没有变化。

重要的是,这不是一条时间线。不是时间线。这是关键。有些曲线是非常曲折的,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曲线还出现了往回走或者说倒退的情况。是的,等下你还会看到更多的例子。

解读横轴时需要在头脑中进行一些调整。如果你去看他们的网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实际的追踪情况。你可以追踪任何你感兴趣的国家的时间线。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确诊病例翻倍速度是快还是慢。但是时间在我所展示的这些静态图表中被压缩了。对某些行业来说,疫情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是摩根大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的基本上是美国的信用卡消费情况。

这是欧洲。他们选择了瑞典、挪威、奥地利和意大利。

意大利是我所在的地方。在意大利,病毒一开始是在隐性传播,我们现在认为,从11月份开始传播的。2月份意大利才开始有所反应。所以基本上病毒在没被发现的情况下已经传播了两个多月了。然后意大利才开始进行响应,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基本上很成功。

你看不到,但我们的最低点在这下面,也就是意大利花了一个月才触底。大约又过了一个月,似乎才控制住病毒。这个小箭头表示进入恢复阶段,当连续三天的新病例数少于病愈数时,这个箭头就出现了。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式。瑞典是一个例外,很难知道该国最后的情况会如何。媒体对此也谈论得很多。现在还不知道曲线是否会往下走。瑞典当时的策略是减少流动性,减少经济收缩,但问题是,这样能否控制住病毒。挪威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奥地利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锁。这是网站上追踪的具体图表。就是我之前提供的网址。如果按这个键,就可以看到按照日期进行实时追踪的情况。

这是德国,相当成功地遏制住了病毒。虽然一开始经济收缩幅度比较大,但并非巨幅收缩,而且在稳步改善。法国在做出反应之前,一开始经历了更大幅度的收缩和更大规模的爆发,但法国的情况也正在企稳向好。

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各不相同,再说说各国检测率的情况。除了几个我之前提到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外,基本上一开始检测率都特别低。

马库斯,我之前不是说你接下来会看到一些曲折反复的例子吗?下面展示的是不同类别的发展中国家。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前面其他国家的数据也算不上好看,但这些国家的情况可以说是令人担忧了。你知道,阿根廷已经经历了102天的经济收缩,降幅非常大。从经济方面来看,这样的降幅本应让阿根廷控制住病毒。但他们翻倍天数仍然只处于15到20天的范围内,这很不安全。这非常接近病毒的潜伏期,先感染,传染性逐渐增强,然后大面积传染。所以病毒在阿根廷已经失控了。

巴西也是如此。该国的经济收缩幅度更小。这方面一直都有报道。基本上,巴西没有像阿根廷那样倒退,但在控制病毒方面也进展不佳。巴西处于在这种情况已经长达109天,但还没有出现之前说的连续三天的转折点,说明情况可能继续恶化。

非洲也是类似的情况。这条深色的线代表卢旺达。某种意义上说,卢旺达一开始控制住了病毒,曲线先是下降,然后出现了一条相当长的水平线,然后曲线的走势看似要变成我们在经合组织国家看到的那样。但其曲线却快速倒退了。这条倒退线表示的是较短的翻倍天数,也就是出现了病毒大爆发。

尼日利亚是这条线,也在倒退。就遏制病毒而言,这些数据看起来都很危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南非。一开始经历大收缩,然后触底,出现一条水平线,接着开始倒退。南非也在疫情中挣扎很久了。别忘了这是第三波疫情,所以这些国家陷入疫情之中的时间并没有其他一些国家那么长。

许多不同的经济体要么已经陷入困境,要么面临陷入困境的风险。这些国家要么已经决定开放经济,要么考虑到人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重启经济,因为无法长期维持封锁。财政、医疗和其他资源都很有限。所以久久不能走出病毒的阴霾。

再看一下卢旺达好吗,似乎曲线倒退的时候经济没有受到影响,但健康情况糟糕。让人怀疑是否是因为检测率提高了。

卢旺达当局现在开展了更多的检测,所以翻倍天数缩短了。这个项目有没有控制检测率这个变量呢?因为检测做得多,就能发现更多的病例。据我所知,没有对这个变量进行控制。检测率变化确实是一种可能性,但我认为检测率大体上一直很低,所以应该不是曲线倒退的原因。之所以倒退是因为出现了疫情大爆发,突如其来的爆发,跟重启经济没什么关系。只是相对经济收缩的水平,没能成功遏制住病毒。

是否可以看看不同地区的情况呢?某个地区的疫情爆发其实对整个国家的GDP会产生很大影响。是否可以按照地区而非国家来看呢?可以这样做,我们有一个刚刚起步的项目,关于印度的。

由于人口密度大,印度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全国各地的情况明显不一致。孟买、德里和其他几个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疫情。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想要进入所谓的病毒控制的安全区难度相对较大。移动性大幅增加,表明经济正在重启,但又还没有真正地遏制住病毒。

另一方面,越南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这可能是社会行为和当地实际条件不一样,此外越南运用了更多的数字化工具。确实存在地区差异。因为有大量的移动数据,至少可以尝试进行地区分析。甚至可以细化到市一级,至少可以到州或省一级。在美国就是按州进行追踪的。

罗汉堂已经这么做了。这是美国各州的情况。分为5月15日之前重新开放的州和下一张展示的5月15日之后开放的州。媒体上也有很多各州疫情爆发的相关报道。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整体的模式。佛罗里达出现了大幅经济收缩,这显然是疫情爆发造成的。随后病毒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住了。然后,曲线呈现典型的上升趋势,即向右上方移动,向上移动表示经济收缩幅度变小,向右移动表示翻倍天数变长,翻倍天数这一指数代表的是病毒受控程度。然后这条水平线其实表示的是在倒退,退得很快。

迈克尔,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对你之前展示的越南抗疫成功的案例有所疑问。越南怎么做得这么好呢,你有何见解?

越南的最新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马库斯,本特,我可以给你们详细描述一下他们是如何使用数字化工具和其他信息手段来遏制病毒的。我可以下来试着找找看并作出回应。应该不难找到。越南广泛地使用了数字化工具。此外其成功还得益于积极的响应,积极程度跟中国差不多。关键在于他们很早就发现了问题。从这些图表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如果想要曲线好看,即更小幅的经济收缩和更快的复苏,那么就得早点采取行动。

因为早期拥有更多的选择,一旦起步较晚,选择就很有限了。我相信越南抗疫成功的故事,我下来会做些功课来论证这一点。我相信,越南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尽管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现疫情,但还是在早期就发现了。因此他们能够使用数字化工具进行追踪、隔离和遏制,而不是进行大范围封锁或颁布居家令等。再看看印度呢,你是否预计印度会回到接近百分之百?这个项目希望让每个人受益,特别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

在民主国家,民选政治人士是唯一有权在整个过程中做出艰难抉择和权衡的人。一个尚未有答案的问题是,当病毒依然在部分人群中快速传播时,这些经济体是否能实现复苏,还是说他们会再一次不惜经济代价地遏制病毒。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图表中也看不出答案。我的意思是,这是第三波疫情,真的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些图表是否可以看作健康和经济之间的取舍。如果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就是做出了取舍。如果是向上倾斜的,就表示没有做出取舍。项目的重点是否在于两者之间的权衡。

不是的,即使曲线是向上倾斜的,也存在着取舍,关于开放程度和顺序的取舍,同时监测病毒的变化情况。如果曲线向上倾斜,翻倍天数在增加,这是好事,经济正在复苏,这也是好事。

没错,我接下来所说的内容都是确凿无疑的。收缩越小越好,初始收缩越小越好,比大幅收缩好;早反应比晚反应好,因为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向右上方移动是好的,移动得越快越好,前提是不倒退。

再看看印度的情况。很明显,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印度决策者的位置上,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各邦政府,其实我们也很难做出选择。数百万民工因为封锁而面临生计问题,不得不返回家乡,这显然是个问题。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这真的很困难。不知道什么才是最佳的政策响应。我比较担心那些经济持续收缩的国家,这意味着经济持续收缩很久才能控制住病毒,或者很难控制病毒。

比如南非的翻倍天数在10到15天的范围内,病毒显然处于失控状态。国际社会已经得出结论,贫穷国家,因为财政不足和医疗水平低下,加之其他一些因素,面临非常困难的境地。

国际社会应努力支持这些经济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非要我去猜测,我会说,对较贫穷的经济体而言,其面临严峻的选择。因为无法承受长时间的经济收缩,被迫接受病毒在国内肆虐。所带来的生命损失将让人惨不忍睹。

但这只是猜测,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再看看美国各州,有很多州的疫情已经失控。我认为这很好解释。每个人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的意思是你不能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限制来解释美国的问题。

必须用真正的选择问题来解释。我努力让自己听着不像是在放马后炮。我不是做决策的政府官员。看起来,美国经济开放得太快了,加之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相关措施没跟上,导致曲线开始倒退。数据显示得很清楚了。那现在怎么办呢?

有迹象表明这些州将再次加强限制,并开始尝试另一个方向,我们拭目以待吧,一切都还说不定。我在美国的家位于佛罗里达州。该州过去几个星期疫情恶化得很快,几乎失控了。我要讲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了。这是5月15日以后重新开放的各州的情况。这些大多是早期案例。华盛顿州的曲线很典型。纽约州一开始收缩幅度很大,但病毒现在被控制住了。明尼苏达州的曲线不太典型,中间出现了倒退的情况。亚利桑那州的曲线跟前一张图上的曲线类似,在快速地倒退。可能大家在报纸上也看到这些情况了。这不是一条理想的曲线。

戴夫•布雷迪和我一直在想如何将海量的数据用起来。

Dave Brady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我们有时聚在一起,试着把政治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人们普遍对政府和其他机构缺乏信任。各国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但这种不信任非常普遍。如果你看看2015年到总统选举年之间,倒不是说趋势在下降,但高度信任政府的人很少。各国而言,有一点很讽刺。看看调研数据中人们对各种机构的信任情况吧。

最受信任的是警察和军队。这个调研做得不算严谨。YouGov的民意调查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觉得政府在应对疫情经济方面表现如何?这里有一些数据。你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政府起点较高,最后获得的支持率更高;英国的支持率起起落落,现在的水平比较低;墨西哥的情况很类似;加拿大政府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支持率;美国处于低位,和前面的墨西哥水平差不多。

至少对一些国家来说,在这项调查中,疫情期间的表现,相比平时而言,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调研问题都是关于,你觉得政府怎么样,是否是值得信任的机构等等。我觉得有趣的是,各国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至少一些国家表现得更好,比他们在非疫情期间的调研结果更好。

令人惊讶的是,在意大利,我得尽量克制自己,避免措辞不够礼貌,但意大利政府不是以受欢迎和稳定闻名的。总的来说,其在疫情中的表现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我们正进入恢复阶段,所以还面临着另外的一些挑战,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作为一个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国家,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不被允许入境,对意大利打击很大。事实上,当前甚至不允许他们入境欧洲。所以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德国政府起点不高,但现在表现得相当好;西班牙和法国的支持率略低一些。所以这项调研能让你大致了解各国人民对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作何感想。

马库斯,这些都是根据数字公司相关数据绘制的图表。但考虑到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儿吧。剩下看是否还有时间回应大家的提问和发言。

我想问几个问题。先问前面有人提的跟信任政府相关的问题吧。这是詹娜提的问题。她想知道的是,风险厌恶和信任之间有没有相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非常信任政府,你可能就不那么担心后面会发生什么。因此,风险厌恶情绪也有所减少,这在未来可能会有所帮助。你是否也有同感?第二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是,初始信任度不同的政府,表现有什么不一样吗?与信任度非常低的政府相比,信任度更高的政府在处理危机时的反应是否不同?这些低信任度的政府不仅在财政方面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而且因为信任度低,政府也很难有更多作为。

非常好的问题。先回应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我不想贸然得出结论。但是如果让我猜测的话,就目前为止所看到的,包括Dave Brady和我所作的研究,总体信任度和对政府的评价之间没有很大的相关性。看起来这是一个异常值(Outlier)。我的意思是,人们对政府应对疫情的感受算一个异常值。

关于风险厌恶和信任,我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很重要,但也与其他因素紧密相关。问题在于,如果政府告诉你,为了保护最脆弱的人群,我们需要做以下这些事情。其实许多政府确实是这样做的。

我的意思是,考虑到这些外部性,我这个年龄的人显然非常脆弱。看起来人们对此的反应是迥然不同的。如果这真的与对政府的普遍信任度相关,我不会感到惊讶。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提过,那就是你是否相信政府会妥善处理你的数据,并将相关数据用于制定遏制病毒的政策。在很多国家,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不管是出于安全原因,担心数据滥用,或者害怕本来告知只是暂时使用这些数据,结果变成令人无法容忍的永久使用。又或者是因为其他任何让人们感到不舒服的情况。但这会带来一些后果。无法获取健康数据,不相信政府能够提供准确的关于个人健康状况的数据报告等,都会带来巨大影响。

各国情况也差异很大。比如在意大利,人们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当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注册一个应用程序,这个程序将用于风险管理,对社会和你个人都有益。注册基于自愿原则。多个国家的人,包括意大利人,都被问到是否愿意注册,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说不愿意。那这个应用程序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因为样本太小,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注册该程序是个好主意。所以回到马库斯之前的问题,我认为,当涉及到自由、隐私和其他所有相关问题时,我们必须以一种系统全面的方式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充分理解现在不同以往了。因为外部因素真的影响太大了。

非常感谢。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为本次在线研讨会作一个积极的总结吧。你为我们描述了新冠危机的一些积极方面。你的研究涉及很多政治影响。你所看到的趋势是从边缘走向中间、有更多的协调,还是各国整体呈现出更加边缘化的趋势?

例如,在德国极端政党失去了很多拥护者,中间党派获得了大量支持。其他国家可能情况有所不同。基于你和那位政治学家朋友的合作,你对此有何见解呢?然后请作一段鼓舞人心的结语吧。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这场疫情的影响之一可能是人们会更为赞赏务实,能把事情做好的政府。这类政府会更受欢迎,而注重意识形态的政府则不那么受欢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民粹主义。

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要一个能把事情做好的政府。过程可能很痛苦的,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人们可能不喜欢有些决定。但这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联邦政府通过了大规模的财政一揽子计划和追加计划,我认为这样做很正确。但是执行真的很重要,失业保险等是在州一级执行的。媒体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州平时一周处理几万份申请,现在一周要处理几十万份申请,系统就崩溃了。这些是可以解决的 问题,利用云计算就能解决。

马库斯,我认为,人们会说,意识形态差异很重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当紧要关头来临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把事情做好的政府,不管是什么事情。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向中间移动的趋势。在国际层面上,我有一点悲观。好消息是,科学家群体,比如我们所认识的人,流行病学家和医生等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任何人有重要的观点或有用的信息都可以畅所欲言,基本忽略了所有的分歧和紧张,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一直如此,这一良好的传统似乎并没有被打破。

但除此之外,面对当前这样巨大的挑战,国际合作是否达到了理想的水平,这方面还没有定论。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好吧,就用这个消极与积极并存的辩证观点来结束今天的谈话吧。非常感谢迈克尔,你分享的观点非常引人入胜,那些图表也真是太棒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网站上查看具体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再次感谢,希望不久能在现实世界中见到你。也希望你在意大利安全无恙。意大利现在似乎比美国某些州更安全。

谢谢,马库斯,再见。(完)

 

责编:安健、郑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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