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堂

2020年数字经济6大趋势

从移动互联到人工智能,从区块链到大数据,数字技术拥有无穷潜力,能大大改善社会福祉。同时数字技术也为社区,以及作为消费者、员工和公民的个人带来风险。若想充分收获数字革命的益处、避免误区和风险,我们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结构转型,而世界对此还准备不足。

鉴于数字化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在应用新技术前我们应采取审慎态度,充分考虑其风险。然而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见之速度飞快发展,让我们应接不暇。汽车出现62年后用户数量才达到5000万,电力花了46年达到这个数字,而手机只用了12年,互联网则是7年,运用AR技术的手机游戏《宝可梦GO》只用了19天。

 

与工业化不同,数字化几乎在同一时间席卷全球。低收入国家拥有手机的人已经超过60%。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用户在获得智能手机、计算机,甚至是刚刚开始用电的时候,就开始接入移动互联网。

比尔·盖茨等意见领袖,已开始主张减缓自动化的渗透速度,让各国有更多时间适应新技术。然而在当今全球化世界,技术落后将会付出高昂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全面了解数字革命对个人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这绝非易事。技术对生产力及发展的影响往往难以捉摸,主要由于几可忽略的边际成本和非物质层面的福利(如员工健康)带来的质量提升,这些福利并不会被传统经济统计所记录。数字技术迅速渗透,各国政府和社会要正确引导数字经济发展,最大程度获取利益并回避风险,就必须为数字经济制定合适的评估指标。

 

促进普惠发展

数字经济潜力最大的一个领域是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增长。数字技术掌握门槛低,具有非竞争性,信息边际成本小,因此数字技术天生具有包容性。全球范围内最活跃的数字技术用户并不一定是经济地位最好的群体。

然而,技术或控制权被滥用的风险始终存在。以金融普惠为例,数字技术已让金融服务更易获取、更可负担且可持续。在许多国家,移动支付迅速取代现金和银行卡,数据成为“新的贷款抵押”。此外区块链可以加速这一进程,它能帮助传统金融机构降低成本、加快交易速度、提升透明度并改善审计流程等等。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一个事实:不加限制的金融创新会带来严重风险,主要原因是创新者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潜力、促进金融普惠,政府监管非常关键。宏观来看,要确保数字化在不损害可持续性前提下,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繁荣,政府引导同样不可或缺。

首先是可及性。数字化带来全新协作方式,令经济参与者,从消费者到企业的行为及协作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数字平台为互联经济体系奠定基础,确保各方都能平等接入数字平台非常关键,同时新的组织情境中如何界定各参与方法律责任也同等重要。

 

保证公平就业

要确保数字革命促进共同繁荣,还要处理好另一关键领域:就业。就业问题并不在于许多人担心的自动化导致失业。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因自动化而消失的就业机会比其创造的新机会多。长期而言,自动化也并未导致失业率上升。实际上,数字技术渗透率和自动化程度较高、AI技术更先进的国家,失业率反而较低。

 

虽然净就业机会不会减少(至少不会大幅减少),企业提供的工作类别却会发生改变。若能把握前沿行业和“零工经济”等新领域就业机会,就能从这种趋势中获益,而没有做好技能准备的人则会遭受痛苦。

政府的挑战在于帮助未做好准备应对自动化的人,适应劳动市场的转变。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不只需要强化传统教育及技能培训项目,还需要企业、大学和政府通力合作,设计并应用更灵活、更现代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利用数字教育技术提供在职培训。

 

保护数据隐私

要考察数字革命带来的影响,个人隐私是绕不开的话题。数字技术具有非竞争性特性,成本低廉,能够产生网络效应,与传统经济资本有本质不同。在生产侧,数据可以自行产生,被各方观察或推测,因此数据的所有权难以界定;在消费侧,与其说数据是新的石油,不如说是火,可以“燃烧”无数次。而且,数据在经过某种形式聚合、分析和传播之后,价值还会增加。倘若安排得当,各个参与者不但是数据的生产者,同时也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信息共享逐渐成为数字时代一大驱动力,面对这一趋势,正确态度不是封锁数据,而是设法保护隐私。

不久前的经验表明,市场机制可能不足以保证数据安全。拥有24亿用户的Facebook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某个应用软件获取了超过5000Facebook用户的私人数据,共享给政治咨询机构剑桥分析公司,后被用于协助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此事于去年披露,几个月后有报道称,Facebook为某些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用户信息权限超出披露的范围。

 

要想在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之间获得平衡,必须对两者有全面了解,还要有财务激励、妥善治理,以及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的协力。在监管方面,欧盟率先于去年制定《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然而该条例的设计方法和执行一直受到质疑。而欧洲以外地区,切实的保护措施依旧没能跟进。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最近提出了网络隐私法案,能否通过尚不得而知。

所幸,隐私保护技术也在逐渐成型。在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指导下,可信执行环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简称TEE)、设备内信息处理、多方计算(multi-party computation,简称MPC)和零知情保证等现有工具可以大大缓解隐私忧虑。

 

改写国际化规则

监管面临的挑战远不止数据隐私。经济增长的核心是“适应效率”,即制度足够高效、稳固、公平、可靠且灵活,可以根据政治及经济状况及时调整更新。

如今治理机制必须周全考虑所有相关者的利益,让他们能平等发声,并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此外,数字平台已成为市场实际上的治理者,监管者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竞争政策。经济嬗变速度逐渐超过了监管干预速度,这种情况下,应当推广更贴近经济脉搏的分权治理模式。

互联网内容监管是个格外棘手的难题。不久以前,内容监管还饱受抨击,互联网被视为一种民主力量。但现在显而易见,互联网以及通过数字平台传播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效应,甚至会导致社会分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同时受到“假新闻”和对真实新闻不信任这两方面的影响,就是前车之鉴。

不过,针对数据访问权限和互联网内容的监管,在不同区域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往往反映着基本价值的分歧。分权式治理可能走向极端,导致互联网的巴尔干化(分裂并相互敌对),对国际通商贸易造成严重威胁。

 

要降低风险、使数字经济潜力得以发挥,必须建立更好的全球合作机制。目前来看,数字合作与监管平台中大多数仅限于本地、某一国或某一地区,跨区域合作严重不足。但数字技术与硬件不同,不分国界,而且发展一日千里。

这种情况下,数字合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适应性,以及广泛的包容性,尤其要确保技术与共同价值观相一致,如公平公正和对人权的尊重。必须特别关注低收入国家,以及各国的劣势群体。

并不是说我们应当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统一标准能大幅度提升经济效益,但必须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及经济需求。这依然需要谨慎的权衡取舍。

 

形成道德共识

此类权衡取舍必须遵循道德规范的指引。数字技术的进步,像遗传学和医学一样常常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和认知。谁来负责鉴别和减轻技术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发现数字技术助长偏见、不公和剥削,那当如何?政府和企业应怎样推进信息时代的公共福利?

要回答这些问题,须具备共通的道德体系框架——而且不只是在高层决策者和企业战略规划者层面。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会引导用户行为,从而塑造未来技术的设计,继而影响整个社会和经济。新技术的实际影响必然超乎我们的预料,而且一定会有“坏分子”,但如果绝大多数用户在使用新技术时负起责任,这种风险就能得到控制。

利用高速发展、成本越来越低的计算能力解决社会顽疾,也属于这个范畴。如今计算机可以收集和储存海量数据集、给出统计数据概要并自动识别规律。这样的发展,将以往实用性较低的统计学方法转为实用工具,可用于在所有类型的数据中寻找规律。寻找规律是物理学、生物学乃至社会学等各种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所以基于AI的新研究方法迅速得到广泛应用。

 

虽然识别规律很有价值,但若没有对数据的分析、理解和应用,其价值也非常有限。开普勒严谨地描述了太阳系的运行规律,但向我们展示如何理解这组规律的是牛顿。同样,金融及业务分析人员和社会学家需要“结构化模型”来解释规律,并预测潜在的干扰因素。

现今的技术进步已然达到了可以构建这种结构化模型的程度,我们得以为此前超出人类知识范畴的问题寻找答案。在强有力的道德体系指引下,我们的重点之一应当是制定推进宏观经济发展、提升金融稳定性的政策,并打造高效可持续的社会安全网络。

 

平衡国防安全

2020年必须加以重视的最后一个数字经济议题是安全。数字技术已然成为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的中心。但AI、量子计算等许多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也有着重要意义——这些技术原本是为了经济、社会应用而开发,后来才应用于国防,而过去的先进技术则恰恰相反,最初通常是为战争开发。

军民两用技术,往往造成国家安全目标与其他(通常是善意的)目标之间的矛盾。但在数字时代,两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叠。如果政府始终一味关注国家安全,经济就会遭受损失,继而导致医药等重要领域的发展大幅度减速,可能使得原本会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国际交流减少或中止。

不幸的是,世界似乎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如今各国,特别是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保护主义,进一步限制国际技术转移。这种在数字技术上的民族主义,首先会让经济和社会福利受到长期负面影响。因此,对于数字化趋势的一切考察,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如何平衡国家安全需求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

 

前路漫漫

以上提到的所有问题,都没有捷径可走。不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将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思想先驱,包括罗汉堂,都在越来越多地开展这样的研究。

这个进程也许是缓慢的,过程中也许会犯错误。不过,新的十年刚刚开始,我们仍有机会学习、适应,最终使数字革命真正造福于全人类。

 

陈龙

罗汉堂秘书长,蚂蚁金服前首席战略官

迈克尔·斯宾塞

罗汉堂学术委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曾担任独立国际机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该机构于2006年至2010年间分析全球经济增长机会

 

0 条评论

评论请

加载中...

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