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堂

定义和追踪疫情经济

编者:在面幻莫测的疫情下,GDP等传统经济指标更新速度过于缓慢,难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在隔离疫情和重启经济之间作出明智决策。不幸中的万幸,实时人流大数据能帮助我们洞察衡量疫情对世界造成的真实破坏。

发自杭州/米兰——新冠疫情为人类社会和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见之挑战。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已有超过36万人罹难,疫情对经济收入、社会生产和民生就业均产生巨大负面效应。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是在控制病毒传播和推动经济复苏之间取得正确平衡。

这谈何容易,要兼顾上述两大目标,测试、接触追踪和保持社交距离等关键举措要多管齐下,然而在每个维度上实时地衡量工作进展极为困难。一些直接指标,例如GDP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有漫长延迟,决策者难以根据这些数据来决定是否重启经济活动或解禁特定行业。

人流数据带来的洞察

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更新、且实时可得的数据指标,用来评估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人流数据,它可以用来评估全球经济活动的收缩幅度。以此为目标,我们以谷歌、苹果、高德和百度发布的数据为基础,综合分析疫情下的人流状况。

在数据源中,谷歌发布零售娱乐、食品医药商店以及工作场所的人流数据,我们将其指数化;苹果则释出驾驶、交易和行人等人流数据;最后高德地图和百度提供基于位置为基础的人流数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据更新足够频繁,可以达到每周甚至每天更新。

利用上述数据源,我们追踪了131个经济体的人流情况。其中129个国家的主要数据源为谷歌,俄罗斯的数据来自苹果,而中国大陆的数据则来自高德和百度。

在已公布GDP数据的19个国家中,3/4的GDP增长率差异可以用这些地区的人流活跃度变化进行解释(图一)。而差异原因由病毒进入一国的时间、以及人流收缩反应的速度和强度所决定。

图一、疫情阶段经济表现与人流活跃度密切相关(2020Q1

澄清一下,人流活跃度并非经济收缩的唯一指标。即便一国并未实施强制隔离政策,个人、企业和机构的避险心态都会起到抑制经济活动的作用。然而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状态的一个变量,人流数据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人流数据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反应当下经济活动,且每日进行更新的指标。其次,它属于内生性变量,既反映隔离政策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又体现出人们自发的、避险心里驱动下的主动选择。最后,它可以反映出不同经济体在长期内GDP变化的显著差异。

“疫情经济学”

不可否认,全球正在进入“疫情经济”的异常状态,但它绝非无迹可寻,甚至体现出清晰的模式。在疫情早期,一国必须以人流和经济活动为代价,控制病毒的传播。若无法做到这一点,经济恢复根本无从谈及。

由于卫生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牵制的张力,经济复苏的速度要远远慢于强制隔离带来的经济自由落体状态。多个国家的数据都验证了这一模式(见图二)。

图二、五阶段疫情经济曲线

总体而言,在经济快速且深度收缩的阶段结束后,一国经济将持续受到一段时间(各国不同)的抑制,进一步控制病情传播(低谷期)。这一阶段后,经济将进入S型恢复期——开始缓慢且不断稳定加速的经济增长,但当经济恢复到接近疫情前水平时,恢复速度会明显减慢。这揭示了,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需要将长期存在,一些行业包括航空、文体娱乐等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恢复。

对各国而言,最主要的经济挑战是通过早期诊断和传播控制,尽量缩短经济进入自由落地的时间,然而大部分国家并未通过这一挑战。他们只能寄希望减少经济在低谷期停留的时长,同时有效控制疫情传播。最后随着新增感染数量不断下降,经济最终会与疫情脱钩。

最乐观的情况是疫苗尽早问世,并得到大量制造和部署来加速经济恢复,甚至出现U型复苏。然而现实是,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非常渺茫。

为了在病毒控制和经济复苏之间正确权衡,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的工具来衡量和监测全球全球疫情经济的演进。为此,罗汉堂近期推出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项目(Global Pandemic-Economic Tracker,PET),旨在帮助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更好地了解疫情经济演进的模式,各个阶段面临的权衡取舍,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

描绘疫情经济

PET提供了一个了解各国疫情经济的渠道。如下图所示,以每日人流数据为基础,竖轴代表经济收缩幅度,显示为疫情前经济的百分比;横轴代表确诊数量翻倍的天数。翻倍天数实际上反映了病毒在一国人群中传播的速度。翻倍天数数字越大,代表病毒传播的速度越慢。

我们还在每幅图中标注了一条平行于纵轴的虚线,用来代表经济体进入恢复阶段的平均确诊翻倍天数——19日,这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之一。当一国的康复数连续3天超过新确诊数时,我们认为疫情爆发得到了有效医疗应对。因此,当一国曲线还在虚线左侧时,一般情况下其疫情传播没有得到控制,不管其经济收缩幅度如何。

图表中的时间序列意义重大,一国遭受的经济损失——不管是经济收入、生产供给还是就业生计,不仅取决于经济收缩的幅度,还取决于经济在疫情中停留的时间。如果两国曲线在形状上类似,那么穿过各个疫情阶段较快的国家的经济损失会小得多,财政损失会更小,救助措施持续时间较短且成本较低,政府赤字和主权债务风险也会更小。

截至5月20日,超过45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恢复阶段,然而大多数离经济正常化还遥遥无期。有超过一半国家在病毒肆虐两个月后,仍未进入恢复阶段。

图三、世界各国和地区疫情经济阶段

第一波疫情:防控较好

疫情的第一波袭击了大部分东亚国家,其中中国的疫情曲线极具代表性。中国经济在30天内探底,经济活动骤降至正常情况下的80%,然而快速果断的隔离最终发挥了作用。

到5月20日,中国已经在疫情经济中停留124天,翻倍天数始终稳步增长。经济活动恢复到疫情前98%的水平,在第二季度,经济回归正增长已成定局。在有力的刺激政策下,中国在下半年将持续保持正增长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100%与疫情脱钩。

归功于迅速的政策行动和早期测试,其他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更加出色。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已恢复至95%的水平,这些地区在疫情初期的经济收缩幅度更小。此外,它们的翻倍天数都已经超过50天,意味着确诊数量翻倍要7周的时间。

整体而言,东亚各国成功经验是在早期,越快、越果断地控制疫情,经济和公众健康的损失越小。而抗疫不利国家如美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有效性。

图四、全球第一波疫情中主要国家或地区疫情经济追踪

第二波疫情:损失惨重

第二波遭遇疫情的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意识到尽早控制疫情的必要性(见图五)。例如意大利在疫情经济中停留了85天,在62天才达到恢复条件。在大部分时间中,意大利的经济活动处于深度收缩中。同处南欧地区的西班牙状况不遑多让。

美国经济已持续收缩65天,至今翻倍天数仍小于19,尚未达到恢复期的条件。假设其经济在第二季度维持90%的活跃水平,其季度经济增长将逼近-10%,年化经济增长-34%。这个数字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38%的增长率高度吻合。换言之,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不亚于大萧条时期——当时最低经济增长为-12.9%。

英国面临的情况类似,预期经济收缩甚至高于美国。与之相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翻倍天数都已超过50天里程碑。新西兰的状况非常有趣,该国政府快速地控制了疫情,但经济收缩的幅度却大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但由于其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有更快复苏的先决条件。

图五、全球第二波疫情中主要国家或地区疫情经济追踪:欧美和大洋洲

此外德国、法国、奥地利和瑞典等国经济收缩都持续67-71天左右,德国和法国的曲线类似,而前者经济活动的收缩较小。

同样瑞典的经济活动收缩相对较小,但这是由于政府选择了“佛系”抗疫的政策道路。然而与美国和英国一样,瑞典仍未达到恢复期必要的条件。与此相反,同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在早期经历了较深的经济收缩,但目前翻倍天数要远远大于瑞典,经济复苏的程度也更高。最后奥地利的情况也不错,已经超过翻倍天数50的里程碑。

图六、全球第二波疫情中主要国家或地区疫情经济追踪:欧洲

第三波疫情:完美风暴

第三波疫情国家将遭遇更严重的打击,自五月初以来,发展中国家成为疫情的“震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新增病例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见图七)。而无论在公共卫生系统、医疗储备,还是在生产能力和经济政策空间上,这些国家都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国家大规模测试的能力严重不足。

图七、全球各地区每日新增病例数相对比例的发展趋势

图八、不同收入组别国家的病毒检测数量比较

在拉丁美洲,巴西的疫情尤为突出,其在虚线左侧已停留72天,翻倍天数一直在10左右徘徊。其疫情曲线始终被深度压缩在左侧,这意味着该国政府既没能有效应对疫情,也无力挽救其经济。

尽管巴西经济收缩的幅度不大,但由于疫情难以得到遏制,其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墨西哥的情况与之类似。和周边邻国相比,乌拉圭的疫情应对脱颖而出,其翻倍天数远远高于前者,为经济复苏积蓄了能量。

图九、全球第三波疫情追踪:拉丁美洲

在非洲,卢旺达的状况好于大多数国家,但至今仍未达到翻倍天数30的里程碑。同时埃及、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曲线都在左侧踯躅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展现出这些国家在疫情和经济中进退两难。

图十、全球第三波疫情追踪:非洲

在其余亚洲国家中,越南和泰国取得了良好进展,翻倍天数已超过50天,经济恢复水平超过95%。与之形成对比,菲律宾的经济活动深度收缩,68天后仍低于85%的水平。

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口密度高,且卫生资源极为有限,情况严峻。这些国家的曲线仍在图表左端,疫情并未得到控制。以巴西为例,其翻倍天数在10天左右锁死,而经济活动出现上扬,然而这些小幅经济回弹在疫情之下非常脆弱。由于隔离带来不断攀升的人力和经济成本,这些国家在病毒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不得不强行重启经济。

(本文原发表于2020年6月1日Project Syndicate网站)

迈克尔·斯宾塞

罗汉堂学术委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曾担任独立国际机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该机构于2006年至2010年间分析全球经济增长机会

陈龙

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教授及执行教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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