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堂

陈龙: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相辅相成,正构成双循环重要内涵

“在数字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管政策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监管是市场发展的一部分,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一定与监管智慧相关。”12月12日,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数字金融)有今天的成绩,监管非常不容易,因为必须在鼓励创新实施、助益经济发展以及防范风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陈龙认为,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相互支持,螺旋上升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一个亮点,也正在构成未来的双循环:在内循环方面,数字消费和技术驱动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柱;在外循环方面,它们也会在中国的全球竞争当中发挥作用。

 

以下为陈龙教授发言和现场互动实录: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如果能长期健康发展,一定同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支持分不开。因此,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茁壮成长,银行体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来到这里,同三位最好的银行家讨论的主题,应该是金融科技的现在和未来。在提出观点之前,我需要申明,首先,我不代表哪一家企业,而只代表我自己。其次,我希望我讲的每个观点都是基于事实,而非我的主观意愿。

第一,既然今天我们讨论金融科技,我们首先应该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态势确认一个基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是,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处于世界前列

大约两年前,《经济学人》有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中国的金融科技。其中提到,中国金融上一次被世界记住的是算盘,这一次是金融科技。对于一个传统上不以金融体系发达而著称的国家,这应该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我也身兼IMF的金融科技高级顾问,并同很多全球机构包括国际清算银行讨论过。我认为,世界对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共识是广泛存在的。

我们和大部分国家的差别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过去我每年都去美国,参加他们的金融科技讨论,发现很多人讨论的如区块链等等,也就停留在总体上还没有规模化的未来。而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数字经济也随之获得了快速发展。大约在2009年时,网络消费只占中国零售消费的1%左右,到去年已经超过了25%。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宏观现象。中国经济不但越来越被消费拉动,而且是被数字技术驱动的消费拉动。

中国绝大部分成人都在使用移动支付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相互支持,螺旋上升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一个亮点,也正在构成未来的双循环:在内循环方面,数字消费和技术驱动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柱;在外循环方面,它们也会在中国的全球竞争当中发挥作用。我们不应低估中国金融科技取得的成绩

第二,绝大部分成人很方便地使用移动支付,数字金融越来普及,一定是因为数字技术解决了一些金融的核心挑战。在我看来,金融自古以来就有两个大的挑战,一是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高,很难规模化,刚才秦晓老师谈到了这个问题。自古以来,绝大部分个人和小微企业得不到金融的支持和服务。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很多时候金融是空转,花很多时间讨论套利和赚钱,和实体经济相对分离。刚才讲到的尤努斯教授和格莱珉银行,非常值得尊重,但是很难规模化,因为信息成本太高了,这是金融的本质挑战。

所以我觉得,中国数字金融如此普及,是因为它至少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经济本身的数字化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令小微企业和消费者有可能获取数字金融服务;其次,信息数字化帮助构建了一个可以做风险甄别的信任机制——之前各位提到了现在很多借贷暴雷、信用评级失灵的现象,突出反映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信用体系;第三,数字技术结合数据带来了实时的风控能力。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时说过,回头看,金融实际上需要三种科学能力。第一是和经济学相关的风险甄别能力,第二是机制设计的能力,第三是管理的能力,即实时风控的能力。后两者在金融危机期间是失灵的。

今天因为有了实时数据,金融风控能力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从而缓解了金融的本质问题。一方面是知道了实体经济的需求来自于什么地方,能够提供及时的服务;另一方面因为数据是相对真实、实时的,能够做好实时的风控。因为这个能力,风险甄别、风控模型调整以及金融产品调整都可以实时进行,多头实施,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今天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和实时数据结合,提升了可持续的金融能力。

我讲两个具体的证据。首先,支付行业里有一个标准叫资金损失率。我记得中国传统的卡资损率是约万分之二的水平,而现在移动支付的损失率低于百万分之一。所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因为使用移动支付而受到资金损失,因为概率太低了。不是说只有第三方支付能做到这一点,银行的移动支付也做得更好了,就是因为现在的数据维度不一样了,而且是实时到。我们知道谁在支付,他的账户里、手机里有没有足够的钱,他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状态做支付,所以风控能力有了一个本质性的提升。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乞丐也可以用二维码行乞。风控能力带来了金融的平民化。

其次,小微企业最大的难点是没有抵押品。金融借贷几千年来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抵押品,因为没有信息,所以使用抵押品。我不认识你,不懂你,但如果你押一百块钱,我可以借给你五十块钱。但是今天,因为数字技术,可以让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人,在没有抵押品的情况下获得金融支持。用诺贝尔经济学家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教授——他也是罗汉堂的一位学术委员——的话来说,信息是数字时代的抵押品。金融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能力和可获得性改变了。

第三,不应把金融和科技对立起来。实际上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产业与技术结合,的数字技术也是如此。比如说苹果、谷歌、百度、亚马逊、淘宝、京东、滴滴,它们到底是科技公司还是产业公司?它们是运用数字技术为产业服务的。是不是科技公司,取决于科技是否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用微软CEO的话来说,未来每一个公司都是科技公司

第四,我认为金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该叫开放金融。开放银行的概念是欧洲人提出来的,欧洲监管者的初衷,是希望银行更加向金融科技开放。而在中国,由于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渗透率更高,更加普及,实际上金融已经处于相对开放的状态了。

举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个信用评分叫FICO,美国95%的人都有,绝大部分银行都用这个信用评分,这就是一个基于数据的风险甄别能力。银行可以用它来为新用户提供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我认为就像将来的商业是开放商业一样,将来的金融也会是开放金融。不同机构的能力很不同,它们应该是互补的,可以合力服务好客户。

第五,回到今天的话题——监管和金融科技。在中国开放的数字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管政策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监管是市场发展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一定与我们的监管智慧相关,必须一起发展。中国有今天的成绩,监管非常不容易,因为必须在鼓励创新实施、助益经济发展以及防范风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2004年已经有第三方支付出现,央行一直给与指导,但是出台和完善正式的第三方支付管理条例大概是在2011、2012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尝试阶段。这个宝贵的创新空间,带来了中国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繁荣,我觉得监管的智慧功不可没的。

金融的本质是不变的,但金融的能力是可以改变的,它的做法和协同方式也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说,金融科技的未来属于大家,属于每一个金融消费者,每一个有真实金融需求的人和企业,每一个服务金融的机构,也属于监管者。这是我们一起讨论的意义。

 

现场互动:

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假设你代表科技公司,而你现在变成监管者了。你能不能举出三个方面,是金融科技公司应该受到监管的?

陈龙:我们不需要讨论有没有风险要不要监管。金融的本质是不变的,过去每次出事都是这样几个事:第一是融资者往往信息不对称;第二是投资者经常贪婪短视,包括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但听说回报率很高可能就会义无反顾地冲进去;第三是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金融风险的发生是滞后的,中介在卖金融产品的时候,可能真心觉得没有风险。

过去上百年,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变都是针对这三种角色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不认为这在今天会有任何改变。所以金融当然是需要监管的。这并不是现在才说的,在过去几年中,我从来没有热情地支持过P2P,因为觉得是有风险的。我特别支持创业者,也希望大家得到普惠金融,但是不能违反金融的逻辑。我们要围绕着风险本质去监管,围绕功能去监管,但不见得只能局限于原有的机构形态。数字技术正在改变金融服务的协同方式,所以希望各方一起坐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监管方式。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讨论如何监管,监管的本质是什么,而在这一点上金融与技术是可以一起讨论的。

怎样监管需要很大智慧。这里各位都是最好的银行家,金融本质上必然有风险和不定性。金融不是为了消灭风险,而是为了找一个合理的机制,让合适的人承担和驾驭风险。举一个例子,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在1934年推出了一个金融分业法案,就是觉得混业可能出事。后来到1990年,美国把那几个法案又都废除了。因为在半个世纪中,美国的银行受到限制,整个行业都落后了,全世界前十名的银行已经没有美国的银行了,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分开更加安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有的部分又被要求分离。如何分、如何合实际上是一门艺术。

关于金融风险的周期性我补充一点证据。其实中国的金融科技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系统性冲击了。大家还记得几年以前的现金贷吗?当时一批打着金融科技名字的机构,贷款年化利率超过100%,贷款违约率超过50%,那批基本上死掉了。再举一个P2P的例子,中国的P2P也基本没有了,当时这些企业也声称能够基于技术和数据做风控。还有今年新冠疫情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以实际上中国已经经历了几次波及行业的冲击,其中不同机构的风控能力表现差别非常大。

过去几百年的科技史就是一部焦虑的历史。技术在在改变人类命运同时,也带来很多焦虑,这不奇怪。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拥抱科技,因为它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但同时我们也要防范风险和负面的东西。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初心,尤其这次的数字革命,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普惠的力量,可以让很多人受益。手机普及了,使用金融科技产品最早最多的人并不是最富有的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普惠的力量,我们要关注不均,要推动整个社会一起繁荣,守住普惠增长的初心。此外,我们也要拥抱监管,要倾听银行家们带给我们的智慧。我非常赞同我们一起去讨论,只有这样,所有人才能受益。降低拥抱技术的成本,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2020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证券市场周刊》联合主办,于2020年12月11-12日在中国海南举行,论坛主题“后疫情时代的应对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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