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悲观主义者的警示:数字技术或无法逆转经济增长颓势

数字时代,5G、AI、云计算等黑科技的出现和应用带来令人兴奋的想象空间,商业太空旅行、脑机接口等类似科幻的场景似乎也就是几十年后的事情。然而知名的技术悲观主义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的研究给创新乐观主义唱了反调:数字技术无法挽救经济增长放缓

日前在罗汉堂前沿对话“新经济的衡量”中,戈登阐述了目前创新动能不足、经济高速增长已成过去的现实,并反驳了衡量上的误差导致经济被低估的观点。他呼吁学界和业界直面经济放缓的现实,在基本面上思考免费数字服务到底价值几何。戈登从2000年代起就就开始研究美国生产力增长的放缓,他的著作《美国增长的崛起和衰落》在欧美学术界非常有影响力,是技术悲观主义代表。罗汉堂是数字技术坚定的支持者,也相信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是传统统计数据无法计算的。但戈登的观点客观提醒了我们,我们需要加快数字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向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从而真正释放数字技术提升生产力的潜能。

 

观点一:创新动能不足,经济高速增长已成过去

纵观经济发展周期,从二战结束后,历经第二次工业革命、信息化时代以及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可以把经济情况为四个阶段去观察,即:

  • 1950年到1972年;
  • 1972年至1995年;
  • 1995年至2005年;
  • 以及2005年至2019年。

当我们把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数据制成图表,能够发现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2005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爆发性的数字技术革命并没有带动经济增长。剔除了欧洲在战后的经济追赶时期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走向呈现相同的趋势:早期的高速增长到后期的停滞,经济出现有规律的放缓。在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经济体也出现同样的趋势。

结论是在发达经济体,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电力及内燃机的应用带来史上最强劲的增长,近年的数字技术不可同日而语。在科技创新令人振奋的时代,这个结论几乎等同一个颠覆性的论调:数字技术无法挽救经济萎缩。

创新和投资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戈登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分为与投资活动相关的资本深化,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MFP),及影响创新的人口因素劳动参与率。数据显示,在美国,创新活动的减少构成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即,数字技术革命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创新。

在投资方面,戈登认为投资活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生变量。利率变化或其他货币政策不构成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相反,不断下降的人口增长率和创新行为,会强烈地反映在投资上。“如果创新行为减少,投资动机就会减弱。我认为这是2005年之后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戈登表示。

 

观点二:经济停滞不是衡量方式导致的误差

现有的GDP统计不能够如实反映数字经济增长已成共识。经济学家正积极探索改良或创新的新经济衡量方法。

然而,针对目前已知的衡量偏误,戈登予以发人深省的反驳:尚未找到GDP统计的改进空间,因为已知的衡量偏误影响很小。换句话说,并不是衡量方法低估了现有的经济增长

反驳一:数字商品的价格指数偏误导致经济放缓。

大家普遍认为数字商品的价格指数,特别是计算机硬件的价格指数,存在高估的向上偏误。也就是说我们对计算机价格的统计指标下降速度不够快。

然而戈登发现,随着IT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变小,硬件价格偏误的影响日益减少。而且,大多数价格指数偏误存在于半导体芯片,而半导体芯片只是用来生产计算机设备的中间产品。因此硬件价格指数偏误不足以解释经济持续放缓

反驳二:计算机进口价格指数偏误导致经济放缓。

戈登在研究计算机进出口价格指数及采购数据后发现,进口价格指数存在明显的向上偏误。因为从采购数据来看,进口设备采购量逐年上涨,表示进口设备的实际价格一定低于国产设备,否则没人会采购进口设备。因此需要用国内价格指数代替误差较大进口价格指数,当价格快速降低时,对计算机硬件的投资增大,但同时进口增多,实际上对GDP没有影响。但这提高了资本深化——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增多了,然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仍然停滞不前,这加深了数字技术无法推动生产力的谜题。

此外,观察2002年到2013年美国计算机设备的投资份额可以发现,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大规模转向对进口设备的依赖,这也不会影响GDP或生产率。因为如果计算机生产全部采用进口零件,计算机制造就与GDP无关。结论是,计算机硬件的进口价格指数偏误不会造成经济放缓。

反驳三:免费互联网服务的价值被忽略了,GDP统计不完整。

戈登认为免费互联网服务并非“免费”。智能手机和Wi-Fi的订阅服务都需要付费,这类费用不属于边际成本,而是的固定成本。互联网服务的费用取决于智能手机使用周期及贬值的速度,因人而异。平均而言,费用大致是每月100或150美元。

最重要的一点是,互联网服务带来的价值并非凭空出现,这里也存在衡量方式改进的影响。“互联网之前,人们不是盯着天花板无所事事。他们会听广播,听音乐,看电视,电话上聊天等。他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了消费者剩余,虽然比现在少,但不是零,”戈登指出。

过去的研究使用工资来给互联网的使用确定价值,这实际上高估了互联网的价值,因为价值确定应该与人们之前的时间使用进行比较。结论是,即便免费互联网服务的价值纳入统计,其对经济的驱动力也有限。

 

结论:免费数字服务不能默认为基本面的增长

经济放缓的原因不在于错误的衡量。戈登呼吁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高速增长已成过去。

现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远远大于对生产率的提高。比如Facebook的使用超过了商业产品生产和服务范畴。而且手机硬件的部分价值是进口所得,因此手机的制造也不属于GDP。

而且,当我们尝试改进统计方法会发现,过去的统计低估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如改进方法,现在与过去的差距会更大。纵观工业革命的历史,有一些发明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却没有被列入GDP,也没有影响生产率。比如自来水、室内卫生间的出现使得婴儿死亡率降低、传染病减少,最终导致19世纪70年代年到1930年期间消费者剩余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或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戈登结论或许提醒了我们,数字技术的扩散还不够,从而难以推动生产力大幅飞跃。数字时代,面对酷炫的科技应用和商业机会,我们需要考虑,哪些是资本的游戏,哪些是基本面的增长?与在过去不同时期的重要发明相比,现在所有的免费数字服务到底价值几何。

 

本文根据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在罗汉堂在9月9日举办的Frontier Dialogue《衡量新经济》研讨会。本次会议召集了全球顶尖专家,其中包括5位诺奖经济学家、40多位学者、国际机构研究负责人以及业界专家,共同探讨如何更好衡量和发展数字经济。更多研讨内容请关注罗汉堂官方网站。

关于罗汉堂Frontier Dialogue:

Frontier Dialogue是罗汉堂举办跨学科,以连接学术、政策和应用为目的的线上研讨会。以月度为单位,罗汉堂邀请学术界最顶尖学者,其中包括多位诺奖经济学家、国际机构专家以及来自领先企业的实践者,共同研究和探讨数字时代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拥抱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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