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堂

迈克尔·斯宾塞:数字技术带来福利与普惠性增长常被忽视

疫情经济下,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渗透到几乎社会经济中每一个领域,从劳动力市场到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再到资本市场和价值创造、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医疗教育、科学研究等。

但实际上,我们对数字技术的经济影响并不了解。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了传统经济表现指标,对数字经济产生的福利和影响则缺乏系统化的衡量。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的加速普及,数据隐私、劳动力市场技能转型等问题已经成为重大挑战。总的来说,我们没有为数字化带来的转变做好准备,更不用提充分释放数字化的潜力了。

关注人类幸福:多维度衡量数字经济
 
这是因为数字技术的覆盖领域太大了,导致我称之为"极端多维度复杂性"(radical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ity)谜题的出现,让我们很难将研究课题聚焦。目前在数字转型和技术渗透等方面已经有数千个指标,涵盖医疗、教育、协作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数字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我们的长期目标不是纠结于数字技术是否能提升生产率,而是要了解到,数字技术对人类福利有哪些影响,不论利弊。
 
我强调的“多维度”是指避免使用单一方式来衡量数字经济。单一维度唯一可能有效的情况是,所有指标的变动差不多同步,因为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所以可以选择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采用这种方式:GDP和收入增长明显是实现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所以只采用这一指标完全合理。但我认为真正的挑战是,记录经济和社会中各环节和领域的数字化发展过程纵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该如何衡量数字技术对民众关切的影响。
 
举例来说,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年轻研究人员,与顶级皮肤科医生和谷歌合作,来确定一项AI驱动的图像识别技术能否检测出不同类型的皮肤癌。他们的测试取得了不错效果,假阳性和阴性之间微小的差异都能检查出来。这项技术也可以使用手机相机拍摄的图像,所以在福利方面的影响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住在斯坦福、加州、伦敦或杭州等富裕国家城市的人获益有限,因为他们可以去看皮肤科医生,但对贫穷国家,特别是偏远和落后地区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受益颇多。
 
这些地方的人根本就没有初级医疗和诊断的保障,因此技术能发挥重要作用,避免延误诊断。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技术具有普惠意义,对人类幸福的影响体现在健康方面,但对GDP指标的影响则为零。疫情中加速发展的远程医疗和这个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涉及领域更广。
 
资产增速分化和股市逆势上涨背后的动因

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数字经济的成本结构是高昂的固定开发或创新成本,以及极低甚至为零的边际成本。这种成本结构能使经济实体大规模扩张,因为需要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和有形资产。采用这种结构的“超级明星企业”拥有庞大的无形数字资产和数据相关业务,而资本市场的价值创造越来越像是无形资产累积的结果。再加上这些公司劳动力较少,所以每位员工创造的价值都非常高。

通过传统就业和有形资产的价值创造,已经不能实现增量价值创造。但无形资产的拥有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部分人没有这类资产,所以财富并没有急剧增加,普通人的资产负债表在疫情中还开始收缩并变得过于脆弱,甚至出现生计困难。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还是要明确经济在现行结构下的运行方式。虽然缺乏理想的衡量模型,但我认为股市是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经济衡量资源。现在有大量文章讨论了股市为什么在疫情中还能要么持平,要么上涨——纳斯达克上涨了25%,标准普尔指数截止到近期回调,表现几乎持平,而许多经济体的统计数据却处于糟糕的状态。如果你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看到数字经济在加速,提振了股市。但经济经济其他部门仍在苦苦挣扎,比如航空业道琼斯指数最低下跌了60%,到现在可能下跌了40%并仍在恢复中(详见下图)。所以深度观察指数的话,你就不会再感到困惑——股票指数是部分经济的可靠反映。

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性增长和增强韧性

如果将关注点回归到疫情下艰难生存的人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人群受到的冲击都不同。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所做研究显示了美国经济中不同部门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占比(详见下图),其中教育是83%;专业科学,80%;中央财政,76%;科技公司,72%。但底部的住宿和餐饮服务中从业人员有1670万人,只有4%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大多数从业者已经变成了失业者。这种分化应引起重视。

但在中国,数字经济并没有只让少部分人受益,而是促进了普惠性增长。罗汉堂的首份研究报告《数字技术与普惠性增长》指出,中国的数字技术加速了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金融科技(信用评估、资产管理、保险)领域的增长,妇女、穷人、少数民族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在数字经济中获得赋能并享受享受技术带来的低成本或免费服务,不发达和偏远地区也能在市场进入方面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受数字技术影响的领域不仅限于此,比如疫情之下,医疗和教育行业都有效利用了数字技术,可以远程提供服务,为大众带来普遍性社会和经济福利。

但数字技术也是把双刃剑。数字经济中,技术性失业、隐私安全、分配不公等社会焦虑也是真实存在的。罗汉堂报告指出,如果政府和公共部门加强监管,“超级平台”之间良性竞争,以上担忧不会成为事实。
 
经济的韧性是另外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衡量维度,本次疫情让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疫情冲击整个社会各个部门,导致人口流动活跃度急速下跌后,数字技术为恢复经济活动、保持经济正常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持,有效增强了经济的韧性。我们看到,一旦数字技术出现故障,比如美国失业人数激增导致IT系统崩溃,就造成了焦虑、延误和其他问题,让民众和公司生存能力受损,付出了现实代价。但这一问题很容易通过云计算解决,因此相比归咎于数字技术,美国政府应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拿出了上佳表现吗?”
 
中国等亚洲经济体则充分利用数字工具,已经相当有效地应对了疫情经济和病毒传播。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对人口流动活跃度和接触有高要求的行业可以扫除或减少“人类交易对手风险”(human counter party risk,由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提出,参考金融交易中互不信任导致的对手风险)这一经济恢复的重大障碍(每个人都怀疑对方携带病毒)。这些国家可以根据人们的感染风险来有针对性地控制其流动活跃度。但在西方,出于对隐私、数据安全的担忧,以及对企业和政府的不信任,民众没能从这些工具中获益。
 
数字技术能否促进GDP增长?取决于是否为中间产品

GDP及其另一面——收入很重要,构成了多维度幸福感衡量系统中的关键一环。所以问题是,如果我们需要努力衡量数字技术对幸福各个方面的影响,那么数字技术对GDP增长或生产率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数字技术提供的免费服务(虽然没有算进GDP中)肯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如果数字技术对GDP增长有影响,就必须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现在数字技术不是最终产品的一部分,而是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东西。当然,这中间也存在灰色地带,比如自动驾驶汽车或扫地机器人的服务是消费品,还是最终产品的一部分,还是其他?答案尚未可知。

因此我的关注点是,现在的经济衡量系统能否捕捉到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力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到全球生产力的最新变化趋势,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只可能在未来看到。就数字技术是否会对增长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值得所有人继续为之探索。

 

本文根据迈克尔·斯宾塞在罗汉堂在9月9日举办的Frontier Dialogue《衡量新经济》研讨会。本次会议召集了全球顶尖专家,其中包括5位诺奖经济学家、40多位学者、国际机构研究负责人以及业界专家,共同探讨如何更好衡量和发展数字经济。更多研讨内容请关注罗汉堂官方网站。

 

【速记】

迈克尔·斯宾塞:首先我想说明,埃里克和德克接下来会让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重要资料。但我想退回一步来看,也就是一年或一年多之前我所采取的思考方式。当时我们似乎尝试过在我所认为的“幸福”的背景下,思考关于衡量经济的问题。哎,我不能拖动这个。如果我这么做,好了。我认为,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大多数人都相信,经济中正在发生一些触及根本的变革,其中不少转变是受到了数字技术及其大范围应用的驱动。

我不会把这张列表读一遍,这张表本身也不完整。但我在这张幻灯片中想要简单说明的一点是,就数字技术的影响而言,其覆盖领域极其广阔。从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活动协调,到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再到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以及埃里克将要谈到的问题。免费和低成本的服务将对医疗和教育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影响也是有目共睹。这意味着,如果你真的想要对数字技术的影响有全面的了解,就不能只关注其中一个领域。或者你可以一次只关注其中一个领域,但就不能建立全局观。

一年前我担心的是,由于我们只关注了传统经济表现指标,所以发现到目前为止,数字技术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很肯定,鲍勃·戈登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几年前没有预料到的很多问题已经成为重大挑战,比如劳动力流失,重新制定劳动力标准的问题,以及数据隐私问题等各种问题。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能充分利用好数字化带来的所有可能的好处,但因为数字技术的覆盖领域太大了,导致我称之为"极端多维度复杂性"问题的出现,这令人十分沮丧。我们很难将问题聚焦。现在有数以百计的关于数字转型和渗透等各个方面的指标,德克将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指标。

这些指标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还没有相应的一系列工具,来全面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运作原理。我们知道自己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而我们对其只有一些零星认知。和联网手机等多种技术(包括云计算系统)渗透相关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输入信息。但我只想说清楚,至少讲明我的动机: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长期目标不是对数字经济和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了解到。我们要知道,最终的目标是要知道,数字技术对人类福利各个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我强调了"各个方面"。我并不推崇单一指标。单一指标唯一可能有效的情况是,指标的变动差不多同步,因为这意味着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所以你可以选择使用其中任何一个。这种情况下,单一指标很有效。我们在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工作时,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很明显,GDP增长和收入增长是实现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 。所以这一指标完全合理,因此我不会弃之不用。然而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挑战是,不仅要记录经济和社会中各环节和各领域的数字化动力,还要解决如何衡量影响的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而言,我无法给出解决方案,至少在近期内无法实现。我认为我们需要可验证的结论…我们需要理论。我们需要模型或框架,来洞悉我们感兴趣的数字技术将以哪种方式对经济产生影响。就我自己而言,我可以推测这种模型或框架大致是怎样的,可能有类似结构化的网络。但除了一些小进展,我们现在真的还没有搭建这类模型。尽管我们在这个方向取得了些许进展,并了解了市场的信息结构,我认为我们还是正处于实现目标的早期阶段。我举个例子。这是本着“多维度”的精神。我会很快讲完。你们中有些人之前听过这个例子。

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年轻研究人员与医学院的顶级皮肤科医生合作,使用一种名为“图像识别”的强大通用技术,尝试能否用这项技术检测出皮肤癌。他们还进行了很多这样的测试,效果都不错。当然,假阳性和阴性之间有些微小的差异,但我们不必花费时间分辨两者。但有趣的是,因为图像可以用相机拍摄,你可以在不少领域都应用这种技术。所以如果你大致了解到了这一情况,然后问福利的含义是什么,那么对于住在斯坦福、加州、伦敦或杭州的人来说,可能是算法没有打败皮肤科医生。两者几乎打成了平局。我想,这是最好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的影响相对较低。因为本来就没有人会排斥皮肤科医生。但如果你稍微转变场景,就可以看到另一人口数量庞大的群体,他们在文献中经常被描述为偏远或贫穷地区人口。如你所知,他们根本就没有初级医疗的保障。在这些地方,或在其他很多情况下,你可能会看到技术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包容性。所以对这类人群来说,幸福的维度是健康,具体应用类别是初级医疗和诊断,其影响是在贫穷国家和地区创造包容性,或减少危险的晚期诊断,而对GDP等类似指标的影响可能为零,这一点毫不出奇。受疫情经济的部分影响,远程医疗的发展非常迅速。我想,这与埃里克将要讲的内容有一点重叠,我刚刚瞟了一眼他的幻灯片。

所以我认为,理解这些数字经济的成本结构很重要。这类结构往往具备高昂的固定开发或创新成本,以及极低甚至为零的边际成本。这意味着,成本结构使经济实体能够大规模扩张,因为需要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如果你只计算数字的话。我不是在谈论如何看待持有较低人力资本、相对较少的有形资本和大量的无形资产这类经济实体。埃里克、我和安迪·麦卡菲几年前写过一篇相关文章。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有很多低成本或免费的服务。我们知道有很多具有强大市场实力的超级明星公司,尤其是与数字资产和数据相关的公司。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之一是,我马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资本市场的价值创造越来越像是无形资产累积的结果,并非所有公司都是如此,但是那些市场价值异常激增的公司确实是这样。

我知道这些无形资产很稀少。而我们没有很好地衡量这些资产。数字资产,尤其是数据貌似非常重要。劳动力含量相对较低,导致每个员工创造的价值非常、非常高。我们开始观察到的趋势让我非常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更多努力。就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就业和传统有形资产的价值创造,正与增量价值创造相背离,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速度在加快,在某种程度上将问题聚焦,虽然之前在疫情经济中我们也观察到过。如果你问自己谁拥有这些资产,答案是,资产所有权高度集中,原因显而易见。

但我观察到的一件事,和我最近写下的观点是,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大多数人,粗略估计可以说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开始收缩并变得过于脆弱,已经无法让他们在封锁和疫情经济中生存下来。他们当然不会拥有那种正在升值的资产。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模型,来说明经济如何在这种生产函数和成本结构下持续运行。我们可以衡量消费者剩余等不可衡量的因素,这非常重要,埃里克及其同事在这方面做了最出色的研究。我们很快就能了解到他们的研究,但这与理解经济如何在现行结构下持续运行(包括运转和分配)并不同。

这是一张图表。有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在资产管理公司供职,他是彭博的员工。我刚看到他了。大致上来说,他把标准普尔500指数十等分。我认为他计算的是公司,而非市值。我们来看看这些公司,最前面的10%价值最高,人均市场价值、公司中员工人均市场价值最高,以及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最高。简单来说,你用做减法来获取这些数值。将市场价值减去资产和负债(如果有的话),得到的就是你看到的图表。这些是经济表现中超出正常的部分,是本年度截至现在的数据。所以疫情经济是,或者可能会是,或与之有高度关联性的领域是,员工人均无形资产市场价值较高的部门。

当你往下看,会看到更靠后的其他部门,这些部门在平时主要创造价值的方式是,通过将劳动力和有形资产结合起来。我想补充一点,所有方式都是混合运作的,但混合的比例不同。这真的很有趣。这是说明我之前论点的一个例子,只不过很极端。这是市场分化的例子,部分原因是疫情经济的影响。经济中的价值创造与就业基本上脱节了。

人们经常谈论的另一件事是,现在我必须快速说明这一点,否则就没有时间了。现在有大量文章讨论了股市如何能要么持平,要么上涨。纳斯达克上涨了25%,标准普尔指数截止到近期回调,表现几乎持平,而许多经济体却处于糟糕的状态。问题是,股市为什么能上涨,如果你只看一个指数,你就会感到困惑,对吧?如果你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看到数字经济在加速。你会看到经济的其他部门在苦苦挣扎,比如航空业,其道琼斯指数大致是这样的:航空业在某个时间点下跌了60%,现在可能下跌了40%,之后会努力恢复。所以我认为,股市是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经济衡量资源。如果你深度观察某一指数,就不会再感到困惑,指数是部分经济的可靠反映。

现在,我承认,如果你去看这类公司和为之工作的人,并且不是上市公司的话,我认为他们的情况可能会看起来相当糟糕,因为你知道,这与经济的组成方式有关。

你们中一些人以前看过这张图,我就先把这张图放在这里,你们自己看。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员做了一项我觉得很有趣的研究。他们问有多少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就美国经济而言,答案是33%。然后这是不同部门的数据。教育是83%;专业科学,80%;中央财政,76%;科技公司,72%。这个类别十分宽泛。你再往下,看到最底层,住宿和餐饮服务的从业人员有1670万人,其中4%的人可以在家里工作。其余的人是失业者,你可以看到这种分化很关键。我想,可能要稍稍打下广告,现在已经有些机构正在努力尝试理解数字影响经济的重要维度。其中包括罗汉堂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名为《数字技术和包容性增长》。

你们中可能有人还没读到这份报告。该报告记录了中国经济,主要关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包容性增长。即便是在中国,这也只是数字足迹的一部分,在全球当然更是如此。但这些增长是足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更多调整过的版本,那些落后于中国的国家有明显提速……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在这些方面落后于中国。在疫情经济下,我们基本上是被迫改变的。

我并不是说数字技术无懈可击。我先说一个假设吧。这个假设基于过去几年来我一直在做的研究。数字技术的许多积极影响,无论发生在哪个领域,在我看来都属于包容性增长的范畴。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我并非否定数字技术在长期可能对生产率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但在陈龙及其同事所做报告中提到的维度上,数字技术可能有巨大影响力。尽管如此,我的意思是,我在幻灯片最下面写了,在工作技能、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和其他方面的已知挑战也是真实存在的。我真的很想就韧性发表一些观点。在我看来,疫情经济带来的改变之一是,将韧性列入了需要担心的潜在问题清单,嗯,在优先次序中提升了韧性的份量或重要性,而数字技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很多国家经验看)是疫情经济中韧性的关键因素,因为是数字技术驱动了经济的某些部分,在人口流动活跃度急速下降的情况下还能正常运行。

然而,有些系统严重失灵。我认为,这值得关注。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衡量的问题,但可以在“韧性”的标题下问一句,我们真的拿出了上佳表现吗?例如,我们在美国的许多州,事实上所有州都看到,失业申请人数激增。在其中很大一部分情况下,多个系统,比如IT系统完全崩溃。这就造成了焦虑、延误和其他问题,让民众和公司生存能力受损,付出了现实代价。而这是一个可衡量的子问题,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容易通过云计算解决。

我想在韧性的标题下提到的另一点是,韧性有很多维度,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来研究韧性,但令人惊讶的是,至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经济体,已经相当有效地应对了疫情经济和病毒传播,部分原因在于采用了数字工具。这些国家应对的是我的朋友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所称的"人类交易对手风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对手风险。当对方在金融交易中不信任对方时,交易就停止了,还可能造成金融体系的崩溃。我们从历史上各类事件中了解到,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几乎……可能会再次发生。这是种类比,对吧?所以,我们缺乏某种机制,不能根据人们的感染风险来有针对性地控制他们的流动活跃度。你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每个人的风险都是均等的,而在风险厌恶的作用下,商业发展会遇到极大阻力。

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西方,我们对隐私、数据安全的担忧,以及对企业和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我们没能充分利用这些工具。我举这些例子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很有趣。最后,这是我的最后一张幻灯片。我会说,我要向鲍勃·戈登致敬,嗯,关于中间产品。这是我一年前说过的观点,但我要再讲一遍。GDP及其另一面——收入真的很重要。没有人会建议摒弃这种多维度幸福感衡量系统,或追踪进程的系统。所以问题是,如果你认同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数字技术对幸福各个方面的影响,那么数字技术对GDP增长、收入和生产率来说还重要吗?

我暂且先排除免费服务。我们知道GDP并不衡量消费者剩余。我把免费服务排除,埃里克稍后还会将其价值算进来,但现在先排除。正如我们所知,消费者剩余和其他大量没进入市场和没有价格的服务一样,都不计入GDP。最后,我们得出结论,数字技术如果要影响GDP增长,那可能是在经济方面。数字技术必须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现在数字技术不是最终产品的一部分,而是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东西。如果数字技术足够强大,就成为最终产品,并提高生产力。我认为,其中存在中间地带。大约六个月前,当我或者别人提问说自动驾驶汽车或机器人为你打扫屋子的服务是消费品、还是最终产品的一部分,还是其他?答案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去问,现在的经济衡量系统是否能够捕捉数字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活动和增长的影响,并考虑到全球生产力的最新变化趋势。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天是肯定的,那么就是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一阶段。嗯,我认为这也不是要否定,数字技术将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这一命题。但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也可能不用大家判断了。鲍勃·戈登将会告诉我们,答案已经确定了。我觉得...对于数字技术是否真的会对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关于罗汉堂 Frontier Dialogue:

Frontier Dialogue 是罗汉堂举办跨学科,以连接学术、政策和应用为目的的线上研讨会。以月度为单位,罗汉堂邀请学术界最顶尖学者,其中包括多位诺奖经济学家、国际机构专家以及来自领先企业的实践者,共同研究和探讨数字时代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拥抱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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